人物传记系列-当代双雄:盛世巴菲特,乱世索罗斯

在国际金融界流传这样一句话:盛世巴菲特,乱世索罗斯。

  “国际金融制度存在着巨大的空隙,固若金汤的国家金融防御体系其实不堪一击”——从1992年打垮英格兰银行并一夜间狂赚9.58亿美元,到1997年故伎重施,沽空泰铢,令泰铢汇率及泰国股市重挫并触发亚洲金融风暴,乔治·索罗斯领衔旗下的量子基金,屡次凶狠出手,亲自论证这个他提出的金融市场定论。

  他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杀手角色早已深入人心。

  如今,全球经济似乎又遭遇了“乱世”。近日,美欧债务危机,引发全球股市暴跌。若按索罗斯一贯作风,此时他应该领衔旗下的量子基金,随心所欲击倒各国政府。

  但是,已年过耄耋的索罗斯,面对当前混乱的国际经济形势,鲜有动作。7月,他甚至宣布将结束自己近40年对冲基金经理人生涯,终止为外部投资者提供理财服务,并向投资者退还10亿美元。

  金融巨鳄退隐江湖,人们念念不忘的,是其吸金之道。

  但这只是索罗斯为外界熟知的一面。对于索罗斯的政治狂热并为之付出的不懈努力,更多人一无所知。这令索罗斯很失望。他曾在接受《纽约客》采访时抱怨,人人都崇拜他赚钱的本事,却没人愿意听听他的政治理念。

  他曾斥巨资创办开放社会机构,支持在世界范围内、压迫政体下的思想解放和公民自由权活动,支持捷克的反对派,并在俄国人身上花了约10亿美金;并因为“共和党人钱大把,辩论已经变得一面倒”,而出钱支持美国民主党选举……

  但是,尽管索罗斯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呼风唤雨,在试图扩展自己在政治的影响力方面,却始终力有不逮,甚至被指有邪恶用心。

  有记者问过索罗斯,世界上他最想拥有什么,他笑答:“如果我想要什么,就会拥有什么。”过了一会儿又说:“不过我确实想要些东西,”这时他脸上的笑容消失了,“我想自己的想法被人倾听。”

  政治慈善家

  乔治·索罗斯本姓施瓦兹,出生在一个富有的犹太家庭,排行老二。父亲是布达佩斯一位律师,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,他在西伯利亚的监狱中活下来,对于人类愚蠢的行为看得很透彻,而这点也遗传给了两个儿子。

  战争留给老索罗斯的,是对国家主义和各种宗派主义的怀疑,他成为一个热情的国际主义者,学习世界语,并从中获得灵感,改家姓为顺读、倒读都一样的“索罗斯”。

  他告诉儿子们:“钱是通往目的的手段,但别对它太认真。”据乔治·索罗斯回忆,父亲最重要的思想,他是十三四岁时在泳池边学到的。父子俩常在一起游泳,老索罗斯说,法律规则在正常时期是该遵守,但想要在乱世生存,就要学会打破常规。

  索罗斯上了所因循守旧的学校,他在里边表现很差。索罗斯传记中写道,他常常认为自己很不同寻常,有些时候,他的自我崇拜甚至达到了“我是神”的地步。

  二战爆发时,索罗斯还是一个青少年,他曾将1944年描述为“我生命中最幸福的年份”。而那正是阿道夫·艾希曼命令纳粹将50万匈牙利犹太人送进死亡集中营的年份。据该传记作家透露,索罗斯之所以冒天下之大不韪,说这样一句话,是为父亲感到自豪。当年,老索罗斯像商人辛德勒那样,救了很多犹太人的命,不过方式是为其伪造身份文件。不过,他也从这种交易中获利。

  索罗斯说:“我很幸运,有这样一位父亲,如果按正常法则行事,当年必死无疑。许多犹太人没有采取回避的行动,但我家采取了。我在战争里学到的就是,有些时候,你如果不去冒险,什么都可能失去,甚至生命。”

  1947年,当他17岁时,父亲替他伪造了文件,因此他可以逃到英国,进入伦敦经济学校,师从著名政治哲学家卡尔·波普尔。波普尔的开放社会理论对索罗斯影响巨大,此理论推崇的是理性论辩的社会,错误的思想为强大的思想让道。

  那时候,索罗斯成天梦想着成为哲学家,但有天早上起床后,他发现竟然看不懂自个儿头天晚上写的哲学文章,深受打击,从此放弃以哲学为业的想法。不过,索罗斯日后却将哲学思维引入他的金融实践中,并创造出广为人知的“反身理论”。

  50岁时,索罗斯实现了金融界最“不切实际”的目标,但他并不快乐,觉得生活缺少更大的“意义”。他决定创建一个组织,致力于推广波普尔的开放社会理论。

  索罗斯成为了一名政治慈善家。1993年,他创办开放社会机构,支持在世界范围内、压迫政体下的思想解放和公民自由权活动。索罗斯在这些活动中,持有一个核心观点,即批评的自由表达,是“开放社会”的源泉。每个意在推动自由表达的项目,索罗斯都会给予资金支持。

  从支持反对派,如捷克共和党的Václav Havel,到萨拉热窝围城期间,为城市居民提供水过滤系统,自从他开始自己的慈善活动后,先后掏了40多亿美金—这使他上升至与卡耐基、洛克菲勒同等的行列,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。

  整个1990年代,索罗斯在俄国花了约10亿美金,对数不清市镇文化机构、文学期刊、民主团体等予以资助,成为当地的恩人和英雄,有点类似香港商人邵逸夫之于内地的角色。

  尽管如此,索罗斯却被一些俄罗斯媒体以阴谋论加以谴责。“从根本上说,他是个间谍”,国家新闻报纸ZAVTRA称他为“支票受过感染”的“人类之敌”。卡耐基莫斯科中心的分析家李普曼称,“对索罗斯的指控集中在,他不可能基于慈善家的身份而做这些—他肯定有某项邪恶的用心。”

  索罗斯在乌克兰也经历了相同的攻击。 “政府发出关于我的信息,告诉媒体要说什么。”他认为这是心虚的表现:“这和美国共和党全国委员会、福克斯电视台做法一样。他们诽谤我,不让人看到我思想的实质。”

  把小布什赶出白宫

  美国9·11事件发生时,索罗斯在北京,他在电视上看见双子塔垮掉,之后听到美国官方的讲话。“我感觉这个国家脱轨了。”首席检察官阿什克罗夫特的讲话,令他想到纳粹统治下的德国人,“那是戈培尔曾用来组织德国人的。我记得,十三四岁的时候,听到的鼓吹也是‘我们如何被威胁’、‘我们必须联合起来’之类。”

  索罗斯支持对阿富汗塔利班的军事打击,但在美国通过爱国法案,以及布什政权决定入侵伊拉克后,他开始相信,美国政府自己变成了一个压迫政权。“我决定,在培养全球的开放社会上,我能做的最重要的事,就是把小布什赶出白宫。”

  索罗斯认为,美国正处于危险的十字路口。他称布什政权利用打击恐怖主义来巩固自身的权力,而这已威胁到国家的核心民主价值观。“凯撒越过了卢比肯河,我们可能就在卢比肯。恐怖主义,就像立在城门边的野蛮人,可能成为永不消失的威胁。如果我们总需要依靠军队来保护自己免于袭击,就不能裁军,不能批评军队长官,那样就到了开放社会的尽头。”

  索罗斯认为,伊拉克战争并没有传播民主。“只有当地渴望看到民主被建立,民主才能被建立。”他担心,关塔那摩监狱扣押恐怖分子嫌犯,阿布格莱布监狱对伊拉克犯人的虐待,将有损美国维护人权的表现。

  2003年5月,布什的呼声很高,公众对于伊拉克战争有压倒性的支持。但索罗斯认为,总统的支持率中泡沫很多。他任命政治研究员Steitz和Novick,通过分析来决定他是否有可能对公众施加政治影响。

  接下来,他邀请一批民主党高级活动家,到长岛南安普顿,他的周末度假屋中做客,并宣读研究员的报告。

  报告称,索罗斯的计划,至少要花掉7500万美金。Steitz 回忆道:“他显得全神贯注。我们谈论如何探听投票时,他身子前倾问道,‘你们的意思是,一家一家上门去问吗?’”

  研究员建议,在全国十七个州的中,索罗斯挑出竞争最激烈的六七个州,对当地的民主党独立团体进行资助。但索罗斯坚持,十七个州全部资助。“我不想一座桥只修一半!只要能影响到最后结果,一切有必要的事我都愿意做。”

  “我并不反对其他观点,甚至右翼思想,因为我认为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里,各种各样的观点都应该被倾听。”他表示,之所以出钱支持民主党,是共和党人钱大把,辩论已经变得一面倒。

  在金融报道中,被形容为“喜爱离群索居,独立、清高、古怪的思想家”索罗斯,和政客的合作却紧密和谐。“活像一对夫妻。”《纽约客》文章评论道。他也愿意和其他自由派人士联合起来。不过,索罗斯没有拿出7500万,他表示“1000万就够了”。

  杨百翰大学的系主任毛勒比,专门研究政治和金钱的关系,他表示索罗斯的决定起到催化剂的影响。“他通过令人惊诧的方式,作出令民主党深受鼓舞的慎重决定。索罗斯是对的。他发动了一个令美国两党都吃惊不已的反攻。”

  选举中,索罗斯的金融界巨鳄角色,同样在传统的自由主义圈内引起争议。同样不支持小布什的人,也开始担心索罗斯会滥用影响力。肯尼迪前助手曼凯维奇说:“数十亿!有这么多钱,什么选举不能赢?”

  致力于消除美国政治中巨大金钱影响的“民主21”组织,其领袖威特海默说:“这留给世人的印象是,富人有特殊权力,决定选举的结果。即使乔治·索罗斯只试图影响政府从伊拉克撤军,那也不合适,法律确保政府作决定时不会被钱收买。”

  对于一个像索罗斯这样的有钱人,1850万美金是几乎可忽略的财产。记者问他,甩出近2000万是否有感觉?索罗斯摇摇头,耸耸肩,回答说没有。他表示,自己每年要送出去的钱,通常都超过4000万美金。

  2004年总统大选中,竞选金额超过10亿美元。相比之下,索罗斯的贡献太小,很难起到决定性作用,但这笔钱却足够让他成为保守派人士大加抨击的靶子。

  反对派政客

  布什的竞选团队,制作了反索罗斯的长篇材料,任何答应不公开消息源的记者,都能拿到这些材料。《华尔街日报》以嘲弄口气发表了社论,将索罗斯描述为“民主党的新的有钱老爸”。福克斯新闻脱口秀主持比尔·赖利,做了几期关于索罗斯的节目,把他定性为一个“低级庸俗的人”和一个“左得不能再左的激进分子”。

  节目试图把他刻画成一个邪恶至深的人物:阴郁的独裁家,把民主党、媒体、美国总统当成自己的牵线木偶;贪婪的金融家,为了满足自己对于金钱的贪欲,试图颠覆并毁灭共和党,建立一个处于其控制下的全球政治集团。

  而《乔治·索罗斯的汤》一书作者理查德称,索罗斯运用他的慈善活动,来获取全球的影响力。他想要的,是以较小的代价控制民主党,从中培育出美国总统,再在幕后予以操控。

  面对这种攻击,长期以来被认为感情冷淡的索罗斯,也被刺激了,更加坚定地支持民主党。最初,索罗斯打算直到大选结束前,都对自己的政治议程闭口不谈,但随后便抛弃了这项策略,决定借助媒体推广他的政治理念。索罗斯雇佣了一个宣传代理,开始在12座城市进行宣讲。同样在《华尔街日报》上,他打了两页广告,专门陈述自己的政治观点,并开通博客,承诺将回答陌生人的邮件。

  “我从来没见他对某事如此支持。”美国进步中心执行人罗伯特回忆。

  随着巡游宣讲的开始,他从一个反对派支持者,晋升为一个反对派政客,“专家告诉我,不要发怒,要淡定。”

  民主党人士提醒他,谨防变成竞选团队的拖油瓶。事实上,一些民主党官员担心索罗斯表现“乖僻”,称他应该闭嘴;一些人更刻薄地质问:“他怎么不自己去竞选总统?”

  “我希望我更加开放,更加具有公共精神,”索罗斯说,“但我意识到,不仅仅右翼政客,连普通人也不同意我这么做。”他的政治狂热甚至在家人中也引起争议。据索罗斯家一位友人透露,乔治·索罗斯的胞兄保罗戏谑道:“直到他第一次赚了一百万,还是个完全正常的人。”

  索罗斯对冲基金的前合伙人理查德·梅德利对索罗斯所表现出来的政治狂热另有看法,“对于他的个人生活来说,这是种深层需要,大部分人无法理解程度有多深。”梅德利说,索罗斯铁了心要拉小布什下马,是因为他所珍视、看重的一切,都因这个人而受到巨大威胁。

  比如,总统很抗拒修正自己的错误。这让索罗斯极为讨厌,因为他把自我批评视作智慧的开端。“乔治是文明的创造物,他信奉理性、科学、真相、诚实。他不是个关于市场或其他事物的原教旨主义者,但问题是,小布什是一个反文明的总统。”

  但也有人认为,索罗斯与周围越来越格格不入。他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前同事批评道:“他正在失去风度。”

  据称索罗斯是个胃口不大的人。以他的购物习惯为例,尽管腰缠万贯,但其买在长岛的度假屋甚至并非海景房。“我并不是很物质。”他表示买东西方面,自己没什么想法,尽管尝试过。索罗斯曾买了画家克利的微型人像油画,但当他把画挂上墙时,则“根本不能再观看它”。“我看见的,只是自己写的40000美元支票。”索罗斯认为自己无法欣赏,就把画退回去了。

  索罗斯解释道,从1989年起,他就试图影响美国政策。“如果那样,我就更有影响力。”索罗斯称自己试图保持金融和慈善工作的严格区分。但他承认,偶尔有政治和商业利益共生的时刻。

  他提到一个例子:试图在英格兰建立一个公共政策智囊团,但刚开始看起来像是没结果的投资,他也陷入一生中最为无聊的会议之中。但是,和英国的要人交谈,却令他敏锐地发现,如何强闯封闭的英国债券市场。接下来他就这么干了。“这成为我生命中最回报最高的周末之一。”

  根据《纽约客》报道,索罗斯众多想影响美国政策的努力,都以失败告终。柏林墙倒塌后,他去见国务卿劳伦斯·伊格尔伯格,想要让老布什政权向戈尔巴乔夫提供更多支持。“他们告诉我,只要俄罗斯还跟古巴结盟,就别想美国帮它忙。”

  1988年,德国的政界显贵在一次演讲中,公开嘲笑索罗斯为东欧国家提供了大量帮助。十年后,他写了本书叫《全球资本主义危机》,预测全球经济会出现崩盘,被批评为学术领域浅薄的半吊子。在《新共和党》中,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罗伯特·索洛,批评索罗斯的书是“令人尴尬的乏味之作”,书评文章题目直接两个字:外行。

  上世纪90年代初期,索罗斯在金融市场已叱咤风云,但他试图影响克林顿政权的外交政策,却同样碰了一鼻子灰。为了阻挠米洛舍维奇在南斯拉夫当权,他在向波斯尼亚解放力量捐赠5000万美金后,又为克林顿竞选连任赞助了十万美金。本以为有钱出钱,会受到克林顿的热情接待,但索罗斯在空无一人的办公室里等了很久,都决定放弃走人了,工作人员才跑过来说,总统想见你。而和克林顿见上面后,索罗斯发现总统更想知道,他对股市什么看法。

  “他只把我当成捐赠人,想让我高兴一下而已,”索罗斯叹息道,“这种事常常发生。”

  对于批评,索罗斯却不为所动。“我老了!我没什么可失去的了。当上成功人士是一种奢侈、一项大奖,现在可能失去这个奖,但我冒得起这个险了。”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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